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人类活动为地球加速升温的开始，那么《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则是全球气候新秩序的起点。《巴黎协定》建立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机制，各国根据各自国情制定减排政策，而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就是一个基于市场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从2011年开始，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北京、上海等7个地方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21年的7月16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162家，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这代表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为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如何确定企业的碳配额？碳交易所的交易标的分为两大类，即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和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也就是CCER。首先，相关部门通过行业的历史排碳强度确定基准线，结合企业的产能情况，得到企业的碳排放额度。而一些经过主管部门申请备案的减排项目，例如新能源、水电、林业碳汇、沼气等等，就可以自主申请CCER。但是重点排放单位最多只可以用5%的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缺口，碳交易所的目标是通过市场化的碳价去影响企业的成本，碳价越高碳排放量就会越少。简单来说，当碳价提升，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当企业的利润减少后，就会主动减产，从而降低碳排放量。另外这也会推动企业升级设备，降低单位能耗。从耗能结构上来看，电热力生产及工业集中用煤、交通领域的大量耗油占据中国全国碳排放量主要构成。近年来，非石化能源供给比例逐年上升，单位GDP耗碳比例逐步下降。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碳减排并不是以“牺牲发展来达到目标”的单一思维政策。
中国的碳减排行动路径可谓上下求索，十分漫长。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代表中国参会，他提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 提出的“减排方案”存在不公，实际上是“减排话语下的陷阱”，让发达国家享有比发展中国家多处数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而最终的结果，则是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丁仲礼对IPCC的7个减排方案作出评估，最终得出结论：从前面各个方案的模拟结果看, 都对发达国家安排了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排放权, 人均排放差别小者也达到2.3 倍, 而其中最大差距则达到 6.7 倍。他的言论当即在国内引发高度关注，科学家的呐喊比政治家的宣言更加直击人心：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不能看着发达国家缓缓将列车门关闭，却将中国滞留在车站。而十一年间，时移世易。
如果把排放权看作是能源获得权，欠发达国家显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失去发展机会。以美英法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碳达峰之后的下降阶段，总计有70-80年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其中美国自193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人均碳排放的最高峰，而欧盟首倡将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印度则处于碳排放增长阶段；中国进入了平台期，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农业国家则尚未进行工业化，碳达峰更是无从谈起。目前世界上已经做出了气候中性承诺的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实现从工业化向服务业迈进的发展阶段过度。而处于工业化中期、以及农业国家，在碳减排方面作出自主贡献，则需要一个更加协调、公平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从未停止，而气候大会也成为了多国角力的擂台。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政治绑架了科学。众说纷纭之下，无论这种看法是否为真，有一点确实不容忽视：碳减排有赖于高效的全球治理。碳中和、气候中性等承诺都属于软约束，既然减排无法依靠各国的道德自觉，如何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约束力度成为关键问题。在2020年的气候峰会上，有45个国家做出了碳减排自主贡献的承诺，而其中有30多个国家提出了净零排放的目标。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如约履行了作为大国的责任。 “自主承诺”对于各国来说，是一份软性的约束；但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需要一个更加强力的国际气候治理规则来进行硬性约束。气候峰会成为万众瞩目的角力平台，或许各国可以放下政治的倾轧，让一个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帮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一同前行。否则联合国提出的“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让超过10亿人摆脱贫困（1.6%~2.1%全球碳排放增量），也只能成为纸上虚言。
